1982年9月4日中午正规配资十大排名，涿县公安局接到报案：某公社某大队某小队的38岁女社员赵某荣被人发现死在村西的玉米地间的豆角架前，两侧颈动脉被锐器割断，鲜血大量喷溅，直接死因系失血过多导致的休克，推测是赵某荣在摘豆角的时候被人突然用刀割的颈部，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应系突然袭击，一击致命。
在勘查现场时，涿县公安局的技术人员发现两种足迹，其中一种是死者的，另一种是陌生足迹、经提取后鉴定确定为长26厘米的波浪花纹底的解放鞋鞋印（用石膏倒模）。由于这个豆角架地处偏僻，村外人一般不知道，死者能让凶手走近到跟前却毫无警惕之心也说明死者和凶手关系至少是相互认识，所以初步判断是生产队中的熟人作案。
涿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杨队长立即带人在生产队中进行排查，很快排查出一个嫌疑对象，此人是个光棍，平素在队里不务正业，但因为长得一副好皮囊而乱搞男女关系，和包括死者在内的多名妇女有染。案发当天有人看到他从玉米地里出来，裤脚上有血迹。
随即杨队长就将此人拘留审查，但是审来审去，“大记忆恢复术”和“刑违艺术”也全用上了，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准话，这人时而承认，时而翻供，最后只承认自己和村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别的咬死不认。
直到一个月后河北省公安厅技术处的物证鉴定结果出来，裤管上的血迹是人血，但血型和死者血型不符，而是和嫌疑人的血型一致，这和他“砍柴的时候不小心砍破了手指”的供述相对应；另外其脚型和现场留下的陌生鞋印不符，差异明显，因此被迫排除了这人的杀人嫌疑（但还是因流氓罪判了他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此后两年，案件始终没有突破，从而成了积案。
1984年初，公安部部长刘复之下令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开展破积案大案活动，于是河北省公安厅和保定地区公安处梳理积案时将此案列为重点侦破的积案，会同涿县公安局重新组成专案组，由涿县公安局刑警队赵队长任组长，调时任死者户籍所在派出所所长李焕志加入专案组任组长，重新研究案情、复查现场、还原现场，找原办案人员座谈，重新划定排查范围。
分析尸检报告时，李焕志发现凶手割断了死者的左、右颈动脉，显然是了解人体结构，知道哪里是要害能致命，这就说明凶手不是普通人，一定有某种职业技能，极有可能当过医生或者是屠户。这样一来，排查范围就大大缩小，几经排查后，一个人纳入了专案组的视线范围。
这人名叫刘炳会，时年54岁，是个伤残军人。他在1944年参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部队里是外科医生，专门负责处理受枪伤和炮弹破片伤的伤员，所以对人体结构极为了解。
抗美援朝结束后回国后不久，刘炳会就因为作风问题（和医院的多名女兵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军事法庭判刑十年，刑满后被开除军籍遣返回原籍，在生产大队卫生所工作。由于第一次排查时将犯罪分子的年龄定为20~40岁，所以未能将刘炳会纳入视线。
经涿县公安局技术科的足迹检验，发现刘炳会的脚形和现场的足印形状大致吻合，于是就将刘炳会拘留审查，同时搜查了他工作的卫生所，发现他平时使用的一套手术刀里少了一把外科手术用的截肢刀，而这把刀很可能就是凶器。
为了慎重，李焕志专门请教了保定地区第四医院的外科主任和几个副主任医师，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是外科大夫在现场挑割受害人左、右颈动脉，只能是这种截肢用的手术刀。因为其他手术刀都是将龟头形刀片安在刀柄上，唯有这种手术刀是连体的，长有水果刀大小，这种刀带在身上，用起来顺手。
当然，也不排除用其它道具，诸如水果刀。
面对审讯，刘炳会拒不交代那把截肢刀以及解放鞋的去向，被问得急眼了就胡说一通，今儿说埋在某树下，明儿又说扔在村东大水坑内，专案组动用抽水机和驻军的扫雷器挖地三尺，挖出一堆破铁块、烂铲、锅、勺之类的东西，唯独没有截肢刀。
在李焕志看来，刘炳会坐过牢，胆大凶残，不怕死。且熟悉司法程序，拒不交代杀人凶器藏在哪儿就是出于只要关键证据找不到司法机关就无法定他的罪，的确是个很难对付的狠角色。
见刘炳会一时间不能突破，专案组就采取迂回路线，拘审了刘炳会的姘头王爱珍，她倒是比较配合，交待了案发当天刘炳会杀人后就来到她家（因为她家距离现场最近，而且还顺道），将血衣和解放鞋全都塞进她家的灶膛里烧掉了。
通过狱侦得知，刘炳会在看守所中对狱友说：“没有关键证据，检察院就不会批准逮捕我，证据不足他们就拿我没办法。我只有不怕死，才能险中求活。”
事情就在这里僵住了。
李焕志为争取主动，带着现场倒模出来的解放鞋鞋印出差前往邢台地区公安处向步法追踪专家范工程师求助，他的师傅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步法追踪学创始人——“马神仙”马玉林。
一看石膏鞋印模型，范工程师惊讶地问：“你说嫌疑人是五十六岁的人？”
李焕志回答：“是啊——”
“你们取错了吧，这是青年人的足迹特征。”范工程师说道。
李焕志回答：“不会错，这是在现场灌注提取的。”
范工程师拿着石膏模型反复端详后又说：“这人的大拇脚趾有什么问题？”
这把李焕志给问懵了，懵圈了好一会儿又问：“能有什么问题？”
“不好说，可能是得过病，要么受过伤。”范工程师说。
“范工，不然麻烦您走一趟，到我们涿州去，当面看一下？”李焕志恳切说道。
“我还真打算去一趟，如果像你们所说的这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就太少见了，我还没有见过，是得见识见识。”范工程师笑着说道。
第二天，范工程师来到涿县公安局，专案组将刘炳会从看守所提出，让他在公安局东面空地的一块松软土地上走出了一趟脚印，范工程师在看了刘炳会走出的脚印后非常感慨：“我从事步法追踪工作也有些年了，各种足迹也看了上千份了吧，可像这种五六十岁的人，却完全是青年人特征的足迹，步法特征也是年轻人的还是第一次。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按照一般的步法追踪学理论来解释，你们所取的足迹模型是典型的青年人特征。不亲眼见到嫌疑人的足迹，一般会认为模型取错了。”
看完脚印后，范工程师让刘炳会脱下右脚的布鞋，端详了片刻他的脚趾后问：“你大拇脚趾头是怎么回事？”
刘炳会回答：“抗美援朝时受的冻伤。”
至此，终于可以确定杀人现场发现的那个解放鞋鞋印就是刘炳会留下的。于是，涿县公安局向涿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批捕刘炳会。
然而，涿县人民检察院拒绝批捕刘炳会，理由是涿县乃至保定地区还没把足迹鉴定作为技术鉴定依据，所以足迹不作为证据使用，没有法律效力。涿县公安局方面非常不满的表示：为什么别的地区公安都能用足迹鉴定书报检察院批捕，为什么偏偏保定地区就不能？
检察院方面也很强硬：“足迹鉴定有误差，不能用技术鉴定作为证据来使用。”
专案组不死心，又派人专程去了一趟呼和浩特，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步法追踪研究所鉴定了足迹模型，随后再度出具当时可以说最为权威的足迹技术鉴定书（毕竟内蒙古是步法追踪发源地，所以他们出具的鉴定报告的权威程度甚至超过当时的公安部技术处），认定杀人现场遗留提取的足迹系刘炳会所留无疑。
然而，即便这一份鉴定书摆在面前，检察院依旧拒绝批捕刘炳会。
刘炳会认准只要没有找到凶器，检察院就不可能批捕他，所以他在看守所中得意地对狱侦说：“我不交代刀子的去处就能保住脑袋，交代了也就没命了。”
此时那名狱侦为了套出刘炳会的话已经认他做了干爹，刘炳会还答应出狱后教给他医术，眼看自己将要被释放，狱侦决定作最后的尝试。在临释放前一天晚上，他对刘炳会说：“干爹，我出去后为了更保险，你告诉我刀子藏哪儿了，我埋到我们家那儿去，这样更保险。”
然而，老谋深算的刘炳会拍了拍狱侦的脑袋说：“小子，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不保险。就这样挺好，只要我不说出去，他们就拿我没办法，我就能保住命。”
此后，刘炳会更加嚣张，甚至直接交代了杀人过程细节，和专案组勘查现场的结果吻合，但始终不说凶器的下落。案子再度陷入僵局：现在对于刘炳会是既不能放，也没法捕，只能在看守所里押着，这一押就又押了四年。
1988年10月28日，保定地区政法小组召集保定地区检察院、保定地区公安处、涿州市检察院、涿州市（1986年9月24日涿县改名涿州市）公安局在涿州市汇合，专门研究刘炳会杀人的案子。最后的讨论结果是：原则上可按留有余地，从轻处理。即可降一格，基层法院（即涿州市人民法院）做一审，地区法院（即保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做二审。
然而，涿州市检察院在会上满口答应，但会后翻脸不认，依然拒绝批捕刘炳会，使得“降格处理”成了空谈。
1992年，保定地区政法委召开保定地区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参加的政法委会议，研究落实中央提出的“解决久押不决、久拖不决的案件，清理监狱、看守所在押人员过多问题”的指示，此时已经是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的李焕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刘炳会案就是李焕志主持侦办的，所以案情由李焕志向与会领导进行汇报：
“此案侦破时间长，历时两年，曾错拘了人，错过了最佳侦查时机，因时过境迁，条件丧失，有的工作已失去补救的条件。再说刘炳会在部队时就被判过刑，了解司法程序，知道鞋子、血衣是重要证据，所以作案后就立即毁掉。有的证据时过境迁没法提取，支撑证据的是两份鉴定书，没有其他证据。刘炳会一直心存幻想，拒不交代杀人凶器，致使案件拖到如今八年未有结果。”
此时此案已经进入了死局，大家都明明知道刘炳会身上有重大作案嫌疑，但由于那把凶器始终没有找到，因此缺乏关键证据，现场发现的刘炳会的脚印也只能证明刘炳会到过凶杀现场，并不能直接证明刘炳会杀人，因此会后决定将刘炳会取保候审，待将来补充证据后再收监处理。
在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后，刘炳会走出了“住”了八年的涿州市看守所大门，此后由于始终找不到凶器，因此此案不了了之，直到刘炳会寿终正寝。
这次较量的失败也成了李焕志在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桩“黑历史”，因此当李焕志被调到涿州市检察院任检察长后就反复告诫手下批捕科和起诉科的检察官们：在履行检察院对公安侦查监督工作的同时，不忘与公安及时协调沟通，对退查案件、补充证据力求做到缜密无误。绝不能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不要认为挑毛病是自己的事，补充证据是人家的事，要主动和公安机关密切协作、共同补充证据，做到对侦查机关实施法律监督，既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正当权益。才能真正做到不枉不纵，真正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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