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8号那天，当年在“西安事变”里亲手抓住蒋介石的东北军年轻军官孙铭九，在上海去世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美国、已经一百岁的张学良，这位曾经东北军的将领感慨地说：“我特别想再见见孙铭九，问问他一些事儿。”
当然，张学良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没再多说什么解释，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他心里犯嘀咕的，主要是孙铭九那事儿——投降了敌人，在抗战那会儿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
1936年12月12号那天，东北军的头儿张学良和西北第17路军的大佬杨虎城联手，用武力劝谏的办法搞了个轰动全球的“西安事变”，一下子就打破了老蒋那帮国民党反动派“先安内再攘外”的鬼把戏，让国共两党开始合作，也初步形成了抗日的大联盟，最后还大大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次抓蒋的兵谏行动里，具体执行行动的是孙铭九，他可是张学良亲自提拔的“少壮派”军官代表，还当过卫队营的营长呢。
“少壮派”是不同于东北军里“元老派”和留学回来的“士官派”的一股新势力。1933年热河抗战后，张学良深刻反思，开始发掘并吸纳一批有抗日志向的青年，由此形成了“少壮派”，这些军官还一起组建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团体，叫抗日同志会。
在这般局势中，被称为"抗日三剑客"的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这几位"少壮派"的代表人物，慢慢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三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角色和本事，应德田脑子转得快，算是这三个人里的头儿；苗剑秋想法多，是负责宣传的能手；孙铭九做事踏实，是行动上的佼佼者。他们以抗日同志会为平台，在东北军里崭露头角，还经常被张学良委派重要任务。
“西安事变”的爆发，实际上是对那三人能力的一次大检验，特别是对亲自参与并执行这一重大行动的孙铭九来说。
1936年12月11日夜里，张学良把那些喝得烂醉如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和蒋介石本人送回住处后，马上叫来了卫队营长孙铭九。就像七年前他命令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干掉杨宇霆和常荫槐时那样，张学良用同样的语气和态度，让孙铭九去华清池把蒋介石抓起来，还特别叮嘱了一番。
一定要万分留意、谨慎行事，可别把他给打死了，要是实在没办法，弄断他一条腿也行！但绝对不能让他逃走，也千万不能让他丢了性命。
孙铭九是典型的军人出身的年轻军官，他对长久以来放任日本侵略者在国内肆意扩张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接到命令后，他立刻带着一百多名卫兵冲向华清池，决心抓住蒋介石。
一行人到了华清池，立刻就和老蒋的卫队打了起来。虽然对方武器好、火力猛，可孙铭九他们也不是没准备，人数和火力跟这支“御林军”比起来一点儿也不差。没一会儿，老蒋的警卫部队就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打得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安顿好警卫和侍从后，孙铭九马上带兵冲进老蒋的住处，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老蒋已经不见了，不过床上的被子还是温的，人肯定没跑远。
接着，他一边跟张、杨两人讲述抓蒋的具体情况，一边让卫队接着在后山搜捕逃跑的老蒋。孙铭九斩钉截铁地下令：必须找到人，活的死的都要，哪怕他躲到地底下，也得把他挖出来！
天刚蒙蒙亮，东北军在一位侥幸活下来的老蒋护卫带领下，把最后的搜索范围定在了住处东北方向的小山包上。一番细致搜寻后，浑身发抖的老蒋被众人搀扶着走了出来。
孙铭九尽管心里对老蒋有些怨气，可身为军人，他还是明白基本的规矩和礼貌。老蒋没答应让他背着下山，孙铭九便用搀扶和推拥的方式，把老蒋送下了山，然后坐车到了国民党西安绥署的新城大楼。
这场军事突击行动看似雷厉风行、成效显著，实则代价高昂得令人咋舌。死伤者中不乏国民党要员，像元老及中央委员邵元冲、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中将、宪兵三团团长杨震亚中将，还有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少将等，以及边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王景樾、军代表张乃强上校、侍从秘书肖乃华中校、侍卫官蒋瑞昌少校、宪兵团副蒋垫少校、警卫队长毛裕礼中尉等17名军官，其中不少还是老蒋的浙江同乡和族中亲戚。
从这层面看，不管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是参与那次事变的孙铭九，都已不知不觉和老蒋结下了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
可能是为了提前预防意外，也可能是因为和老蒋过去有恩怨情仇，以“抗日三剑客”为代表的年轻军官们都一致主张要除掉老蒋，但作为背后主谋的张学良却有着别的想法：
其一，自己真正的目标是迫使老蒋顺应社会主流民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其二，身为军人的他，对这种无奈之下的“兵谏”方式极为在意，从团结大局出发，他也不想再引发流血冲突。
后来，在我党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积极协调下，蒋介石做出了各方都能认可的共同抗日保证，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落幕。然而，一心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还是决定与他同乘一架飞机，结果开始了自己长达54年的被囚禁生活。
没了领头人的东北军很快就陷入了混乱。像第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长何柱国这些老资格将领，主张继续用和平办法处理西安事变，还同意放走陈诚、卫立煌和蒋鼎文这三个随行大官，好让张学良能早点回来。
但以应德田为代表的年轻军官们却觉得，把老蒋手下的军政要员和战斗机扣下来，是迫使老蒋放回张学良的关键手段。他们既主张用扣下的人和装备作为谈判的资本，又主张派兵去潼关，用武力去讨伐扣押了张学良的老蒋。
刹那间，两边的对立情绪激烈得像要燃起火来。
对王以哲而言，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事情，既是最稳妥有效的办法，也是张学良一直主张并要求他这么做的；对那些激进派的人来说，西安事变里最直接的行动本就是他们干的，要是继续妥协，老蒋只会更无所顾忌地把他们分化瓦解甚至消灭掉。
1937年2月2日夜里，双方矛盾彻底激化。在“抗日三剑客”带领下，激进派军官冲进王以哲家中，直接将他杀死在床上，总部参谋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等人也被他们杀害。当时在西安绥署的何柱国，因杨虎城出手保护才逃过一劫，这一事件被称为“二·二事变”。
王以哲去世后，东北军内部裂痕更深了。老蒋在日记里，满心欢喜地记了这么一句：
东北军起了内乱，王以哲遭了毒手，真是恶有恶报，这报应来得也太快了！
由此可见，王以哲的离世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真真切切地演绎了何为“让亲人痛心、让敌人称快”。
之后，老蒋又用老办法，轻轻松松地就把东北军给拆散了，20多万东北军被派到了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个地方，再也不能团结成一个整体了。东北军一走，西北地区原本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有利形势就没了，杨虎城没办法，只能交出兵权，然后出国去了。
从这方面看，周恩来后来不仅把“抗日三剑客”从西安救了出来，还非常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够意思了。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的大规模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这三个人的人生道路，也开始走向了各自不同的方向。
抗战刚开始那会儿，孙铭九先跑到上海租界躲了起来。后来，汪精卫大肆宣扬“曲线救国”那套鬼话时，把他请出来当了伪政府的大官。这个曾经满腔热血抗日的年轻人，竟成了给日本侵略者招降纳叛的“马前卒”，真是既让人气愤又让人叹息。
和孙铭九一样，应德田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居然当上了伪河南教育厅厅长，成了汉奸，走上了完全违背自己本心的路。
和另外两人相比，苗剑秋的态度更显坚决。抗战刚开始时，他就前往日本，还创办了《自由中国》月刊，积极宣扬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这也算是对得起“抗日三剑客”这个称号了。
三个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最后做出的决定和他们最初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这实在是让人感到无比惋惜的事。
因为孙铭九在抗日时抓蒋到后来投靠日本人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张学良晚年时才感慨说“真想问问他咋想的”，这感慨里，有说不完的惋惜，也有道不明的遗憾。
“功过是非任人评，我自迎风踏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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